“解放思想”频现 第三波思想解放浪潮登陆重庆
“解放思想”一词高频见报 官员被要求讲真话拓眼界
一本名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近日面世，该书的编撰者———中央党校的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目前看来颇为敏感的改革方案。联系到时下全国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浪潮，有媒体认为该书的出版是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举措。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称，“是否能解放思想，在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对改革开放30年最好的纪念。不难预期，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会贯穿整个2008年，并将持续作用于中国的未来。
周季钢/文
在刚刚过去的重庆市2007年度民主生活会上，“解放思想”和“勤政廉政”、“发展”一并构成了会议主持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讲话的3个关键词。薄熙来认为，“解放思想”将增强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的思想动力。
仅仅一天之后的2月22日，重庆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传出消息，重庆市委将在近期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活动。
与此同时，包括上海、广东和安徽在内的中国诸多省市，也多次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重点着墨于“思想解放”一词。种种迹象表明，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中国掀起。
思想解放正当时
在过去的30年岁月里，中国曾发生过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支持改革派曾花费了唇舌为改革辩护。其中，尤以花在意识形态争论上的时间最多。
这次争论的结果，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石。在1978年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发生在1992年。当时的背景是，中国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姓“社”姓“资”话题之争在官方与民间持续展开。邓小平当年发表南巡讲话，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给予了回答。该事件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又一标志。
和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相比，第三次运动似乎要来得平静和顺畅得多。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已经有了“思想解放”、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足够承载力。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其出版的《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指出，早在2005年中国的GDP就是全球第五，占全球生产总值比重的5%；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成为全球第二。按等价购买力估算，中国占全球比重为15%；到2020年，中国的等价购买力可望是全球第一，外贸总额可望成为全球第二。
从意识形态来说，所谓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已“不是为改革开放进行辩护”(李君如语)。香港《亚洲时报》分析认为，当年反对改革的声音具有较强的政治实力，而反观今日，国内的极保守阵营已遭“边缘化”。
北京屡屡释放信号
在2008年的新年致词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开宗明义地指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明确提出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翌日，胡锦涛发表了《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文章。文章中称文革使党和国家、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并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事实上，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而言，直接批评“文革”已很久不见。《南方周末》文章分析认为，在高层强调思想解放，并将“文革”视为启动改革内因的背景下，可以判断，2008年，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开放式命题。
胡锦涛的“发声”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今年1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长达12000字、署名施芝鸿的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论十七大报告从哪些方面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
关注中国政治动向的人，或许不会忘记，缘起于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便是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评论文章为起点。而施芝鸿正是该系列文章的三大作者之一，他现在的身份则是———中央智囊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七大“处于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前两个十五年和第三个十五年的连接点上”，而综观改革开放历程，前两个“十五年”都是自思想解放始……
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温家宝和习近平也都在不同场合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分别认为这是本届中央政府5年来最大的经验和共产党“选人用人”的“六大导向”之一。
被誉为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不久前也在广东青年论坛上罕见且公开讨论“思想解放”，并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
地方要员积极推进
从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生发过程来看，中央和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相当的默契。
就在中央为“解放思想”开路之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三大地方要员———重庆的薄熙来、广东的汪洋以及上海的俞正声，乃至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也在积极推动着具有特色的“思想解放”运动。
俞正声提出要求上海各界“解放思想”之后，皇甫平的另一真身———周瑞金高调批评上海社会科学方面沉闷、无活力，“学界思想保守”；汪洋更是强调“解放思想”且“不怕杀头”，并率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官方考察团前往沪苏浙，学习长三角经验；2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金山在该省省委六次全会上有关“解放思想”的讲话，称“干部不能批别人是行家，自我批评变哑巴”。
而在重庆，2007年12月27日、2008年1月24日出版的《重庆日报》上，薄熙来更是多次谈及“思想解放”的话题。在勉励区县干部时，薄熙来用到了“良相出于州县，猛将起于卒伍”的词句，要求他们“不能只看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薄熙来认为，“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经济才能上去，发展才有希望，区县才能有大出息”。
薄熙来的一番言辞在重庆坊间引起巨大反响。在重庆两江论坛上，网友“再叹息”发帖称：在改革发展和试验区建设中，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经济取得超速发展的地区，基本都会有一到两个充满争议的官员，比如仇和，比如李连玉等。他们敢于突破规则，敢于大胆闯、大胆破，敢于打破潜规则，这些地区都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
“再叹息”直呼，“期望重庆多一些敢于‘违规’的干部！”
早在2005年6月，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就曾多次谈及“解放思想”的话题，并勉励国有流通企业要加快改革步伐，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创新体制。其开明的形象，为外界所普遍赞誉，被普遍评价为“政治坚定，思想解放，思维敏捷，思维开阔”。
高官提倡“讲真话”
当“解放思想”高频率出现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之中时，民间的呼应也随之而来。老百姓更关心的是：如何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又将如何体现在官员的实际行动之上？
在广东，网民Chill直言：“提高教育水平？出版相关书籍？何不直接指条明路？广东人是很务实的，更喜欢有实际的。”在上海，俞可平也强调，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目前面临的实际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何解放思想，中央和地方尚处于探索之中。而一些重要的、被“异口同声”谈及的问题，或将成为这一场解放思想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重庆，薄熙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官员要有实干精神，决不能只讲空话，当“甩手掌柜”。此前，重庆市一位市领导在听取某官员的汇报过程中，当场打断其发言，并直斥“怎么说了半天，也不见实质性的内容哦？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
汪洋日前在与广东省政协委员座谈时说，“我猜想政协委员肯定是希望我讲真话，不要讲套话；讲实话，不要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要讲照本宣科的话。”俞正声在中共上海市委九届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敞开思想讲真话”；而对于上海的政协委员们，俞正声更指出“讲真话动真情，才能真正肝胆相照”。
“有这样一种怪现象，说到个人，没有人承认自己思想不解放；而一说到地方发展，又异口同声认为原因在于思想不够解放。”王金山认为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著名时评家晏扬认为，“要求官员讲真话、允许官员讲错话，也是思想解放。”他撰文称，领导干部之所以惯常讲空话和套话，并非因为无真话实话可讲，而是因为空话套话放诸四海皆准，讲起来最安全最保险。要让领导干部讲真话，关键是要营造一个能讲、敢讲真话的氛围，包括制度氛围。
对此俞可平表示赞同。“解放思想需要提出新的观点，这个新的观点很可能是错的，或是不成熟的。如果一提出新的观点，马上就批判，谁还敢提？”俞可平说，“解放思想要给大家机会。”
政改排出时间表
而一个未被多数媒体广泛关注，但着实又强烈释放的信号，缘起于刚刚面世的一本书———《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据报道，《攻坚》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编写，早在2006年7月便已经开始酝酿，并于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而选择在此时公开售卖，似乎另有深意。
《攻坚》一书长达366页，具体内容分别提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具体路线，譬如如何扩大公民、记者、宗教信徒和人大代表的权利等等。该书明确将中国完成政治经济改革分为3个阶段，并认为中国将在2040年前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制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官方智囊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改时间表。
中国社科院2007年下半年对在党校学习的154名中层干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55.5%的受调查者将“政治体制”列为3个最需改革的领域之一。而在2005年下半年，受调查者中只有40%的人持此观点。
理论界对于今后若干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选择怎样的战略，曾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将重点放在纯粹的政治部分的改革上，有人则认为重点应放在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攻坚》一书的作者则认同后者的观点，认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据此，书作者建议，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政治改革到现在为止都是不成体系的，且未涉及关键内容，”“真正的政治改革需要真正的行动计划，一些学者和官员认为现在我们正需要这样一个计划。”有关政论家则评价说，《攻坚》是一份极其敏感的报告，必然会触及部门、机构、单位、阶层等方方面面的利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排头兵雄心已显
除了提倡“讲真话”、政改排出时间表外，各个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排头兵，也纷纷亮出自己的闪亮招牌。
2月17日，汪洋与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内的四大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带领深圳等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到达上海，开始了对沪苏浙等地长达5天的考察，其原因是“学习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经验”。
在此前的一个场合，汪洋曾说，解放思想要有胆识，广州、深圳不能和国内城市比，要跟新加坡、首尔比，“我比韩国如何？才算你牛了。”
在2007年12月24日举行的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薄熙来在对重庆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也把重庆放在全球语境下进行了比较。
薄熙来说，“全市人均生产总值由1996年不到500美元，仅相当于肯尼亚的水平，到2006年超过了1500美元，今年可望达到2000美元，达到了乌克兰的水平。”
薄熙来说，官员要拓宽自己的视野，要看重庆、看西南，进而看中国、看世界；要有较高的奋斗目标，不要低标准、一般化。
薄熙来认为重庆发展有三个标尺：一是纵向的尺度，自己和自己比，值得自豪，令人高兴。二是横向的尺度，同兄弟省市比，就有高有低，不容乐观，更不能盲目乐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尺度，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从全国大局出发，为重庆发展确定的“314”总体部署。
薄熙来指出，和“314”总体部署相较，“我们的工作还有更大的差距，需要继续努力。如何正确认识和判断重庆现阶段的发展状况，需要有正视差距、正视问题的勇气。”
事实上，重庆也正忙着寻找差距，正视问题，并不断融入到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在薄熙来主政重庆不足3个月时间里，他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向世界推介重庆，让重庆融入世界。
相关报道显示，包括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以及福特、西门子、安利、普利司通、伊藤忠和三井物产等跨国企业巨头接踵访渝。国内一家媒体由此判断，重庆建设成为“西部老大”的雄心已表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