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勇进 时不我待
——谈“解放思想”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机关党委 邓方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上午好！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激流勇进 时不我待》，实际上是想谈“解放思想” 的必然性与紧迫性问题。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是“解放思想”的现实必然性
“人是什么？”是所有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人就是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的国家”；另一个是“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被“异化”决定“解放”的现实必然性。“解放”是与“异化”相对应的哲学范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了“解放”的实质，“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为什么“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会在人之外强制人、束缚人，是因为人在现实活动中必然遭遇异化。人在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准确称为“异化劳动”）中创造私有财产，创造财富，一方面创造了文明，另一方面创造了异化的枷锁。这种枷锁就是我们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好比一张大网，既给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呵护人，又为人划定了边界束缚人。
人被异化被束缚的集中表现就是思想被异化被束缚，直接外在表现就是人的行动永远跟不上时代进步与发展的趋势。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人类通过异化劳动创造的社会关系在现实中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等方面。人周围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能提高人的自由程度促进人的发展，一方面却强制人遭遇异化而阻碍人的发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创造（异化劳动）使人自身必然遭遇异化决定了“解放思想”的现实必然性。
二是“解放思想”的历史永恒性
解放思想与人类进步直接相关，是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
在人类历史长卷中，有三次思想大解放，催生了巨大的财富积聚，扩大了人类的交往范围，推动了人类文明大发展，促进了人的大解放。
第一次是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被西方学者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在那个时代，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优婆尼沙昙（Upanishads）和释迦牟尼(Buddha)等思想先驱；古希腊出现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大师。思想激荡、百家争鸣本身就是“解放思想”最集中的表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的思想大解放大发展为整个人类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涌现一批如但丁、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哥白尼、伽利略、哥伦布和麦哲伦、马丁·路德等解放思想的大师。
第三次是西方的启蒙运动。出现思想解放巨匠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休摸、亚当·斯密、富兰克林、杰斐逊、康德等。
上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使中国以更加稳健更加开放的态势迅猛发展，民富国强。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一次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次是1992年“姓社姓资”迷雾的破除。三次思想解放均发生在中国迷失发展方向的关键时期，思想解放的结果就是现实的巨大变革，历史的巨大变迁，民生的巨大改善。
人在生活的时空中不断创造、不断异化，人的思想不断被装进新的牢笼。人的异化作为历史必然不断要求人类自身不断解放思想，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永恒地解放思想，人类文明才得以不断地向前演进。
三是重庆“解放思想”紧迫性
从民风民俗上看，重庆重义轻利的农耕文化亟待向重商主义的市场文化转变。巴渝人尚勇、耿直、重仁义。在武王伐纣的战场上，古代巴渝人勇敢顽强，在阵前边打边载歌载舞。大农村而多山的地理环境造就重庆独特的重义轻利农耕文化。重义轻利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但是，在人类交往形式越来越发达、生产方式越来越先进的当代，市场经济必然呼唤既重义又重利的重商主义的市场文化。耿直、勤劳、朴实是民风醇厚的表现，但若过度就会产生打工文化、棒棒文化等重视体力而不挖掘脑力创业赚钱的奇怪观念。
从区域位置看，可以把重庆在地图上注脚为承东启西的西部地区桥头堡；也可以注脚为偏守一偶的孤独舞者。西北可以从北方出海，云南、广西看准东南亚，贵州往南方发展，重庆实际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具备优势。
从中央对重庆的期待看，一方面重庆似乎是嫡传亲生儿子的直辖市，另一方面重庆似乎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换言之，如果重庆创造的财富不尽如人意，如果政府机关一心只谋部门利益、不顾民生、不谋发展创事业，甚至只管卖少得可怜的城市土地，只管等中央财政拨款截留一段，那重庆的偏得——“314”总体部署就有成为幻影的风险，老百姓自然会骂重庆公务员群体无能。
从发展要素看，资本与人才是制约重庆发展的最明显软肋。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急先锋，人才是经济全球化的首脑和根本决定力量。重庆在利用外资、利用民间资本的力度和效率上均徘徊在一个低水平阶段上，一方面与招商引资的软硬环境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与人们主动积极招商引资力度不够方法不到位也有关。在引进人才尤其是引进优秀的外来人才方面，重庆应该营造宽松的组织人事环境，眼睛不能只盯在院士海归身上，而要制定创业干事业的导向性政策，吸引一批硕士生、博士生来渝创业。要在吸引真正知识型人才方面下工夫，眼睛更不能盯在农民工身上，拿农民工进城问题做文章。
总之，从人类遭遇、从历史、从重庆自身实际来反思，“解放思想”是永恒的历史与现实课题。“解放思想”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是一种对异化作为、乱作为、不作为的反思力量，是一种指引理性行动、科学发展的力量。忧患兴国，逸豫亡身！“解放思想、扩大开放” 不是口号，而是激流勇进的行动，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每个重庆市民举步维艰的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