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涌神州[观点版]——可持续发展篇
可持续发展: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本报记者 周 芹
园林之城，和谐家园。
核心提示
发展是硬道理，但盲目发展没道理。放眼世界，26年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就迅速风靡各国；聚焦中国，“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套路已被摈弃，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正走上前台。
对话嘉宾
魏复盛 环保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梅旭荣 中国农科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樊 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已不仅仅发生在“北国”，也不仅仅呈现为“风光”。在今年1月间，雪灾与冰冻肆虐大半个中国，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111亿元。
极端天气、能源危机、石油危机、粮食危机、江河污染、地震活动频发……人类正领教自然界的威力。
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只顾眼前利益，靠吃“祖宗饭”、砸“子孙碗”，以损害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换来的“发展”，必将受到自然与科学的惩罚。
记者：迁安、巩义发展中遭遇的“阵痛”可说是我国600多个城市的缩影，如今盲目的GDP崇拜已被绿色GDP取代，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共识，那为什么可持续发展仍被公认为是21世纪中国面对的最大中心问题之一？
魏复盛：过去是以依靠投资、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求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整个中国GDP发展都是粗放型的，我们消耗了钢材、水泥、建材等，煤炭消耗了世界的1/3，产生的GDP只有5%左右。
梅旭荣：以农业为例，中国以占全球8%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消耗了32%的化学肥料，生产了24%的粮食，养活了21%的人口。我们在成功解决温饱并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水土资源和化石能源，留下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而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与发达国家污染产业转移是同步的。我们承接了这些产业，依靠劳动力优势和资源能源消耗，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双增长，造就了中国制造，推动了出口，但把污染留给了自己。印刷电路板、皮革鞋业、造纸、印染等，不都是真实的写照吗？
樊平：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显而易见：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一些现行政策和法规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记者：可持续发展目前需重视哪些问题？
梅旭荣：遵循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规律，资源和能源利用将向价值链上游（高效益产业、富人群体）转移，一些公益性但同时又是弱势的产业（如农业）将丧失竞争优势，发展机会减少，城乡差距拉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发展模式导致地区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魏复盛：环境是很重要的公共资源，不能无偿使用，更不能无节制滥用和破坏，这一点认识仍然不到位。
一些环境好的城市，一到长假人们就纷纷涌去。比如三亚、大连、青岛，一个长假下来，收入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这证明一点，环境利用得好，就是金山银山，破坏它，就会失去金山银山，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樊平：可持续发展也是社会利益的调整，不是只提高认识就可以付诸行动的。三亚、迁安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注意到社会是分化的，是由各个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组成的，要关注各个阶层成员的处境、受益和行动能力。统筹各种利益关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实践证明，必须摒弃“三高一低”粗放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同时找准特色发挥“长项”，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记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这是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发展，如何在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求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魏复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三大战略转变。
首先是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转为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发展；其次由“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变为“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也就是由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第三，又快又好的发展方式转变为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式。必须好字当头，质量当头，效益当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樊平：可持续发展重在强调保护环境，强调资源的承载能力，强调社会利益分配中的群体公平和代际公平。关键是资源的循环利用，区域发展目标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涉及到了潜在的公正概念。
记者：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三农”问题，突破旧体制，以科技推进农业现代化已迫在眉睫。那么农业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梅旭荣：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长远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战略是粮食安全与短缺资源替代战略、生态安全与源头解铃战略、农民增收与领域拓展战略、现代农业和农业转型战略，公共战略是农业科技跨越战略和体系能力提升战略。
当务之急是建立“稳定、协作、激励、竞争”的科技创新运行机制。建立科技成果有偿推介制度和成果扩散机制，通过科技成果的试验、示范和人员培训等方式，使先进适用技术进村入户。
从建宜居城市到打造生态市、生态省，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良好的环境不仅是一座城市最形象的整体广告，更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一张最靓丽的城市名片。
记者：从巩义、迁安，到常熟、杨凌，可持续发展让这些城市尝到了甜头，我们还有哪些认识要到位，有哪些政策需配套？
魏复盛：有一个很形象的环境与经济的说法。改革开放之初，家底薄，经济穷，那时是“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把经济发展与环保对立起来，乡镇企业污染重，后来关了很多。
这之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经济与环境都要同步发展，比过去有大的进步。
“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环境是宝贵的资源，只有用好了资源，才有可能可持续发展，才有发展之路。现在不少省市提出打造生态省、生态市，把环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就是认识到这一点。
梅旭荣：尽快出台循环经济法。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樊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战略，选择一些城市进行了区域实验，实验区有成绩，但也面临着困难。仅着眼于现在的行政区划和等级载体看问题有片面性。简单进行东中西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如全国百强县、百强镇、百强企业的排队，不能说明根本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据当地的条件确定相应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走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
■他山之石
迁安
拯救一条河成就一座城
古老的滦河，在河北迁安市境内蜿蜒54公里。可时常发生的洪涝灾害，重创了发展中的迁安经济。不仅如此，随着迁安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也如影随形。
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迁安，如何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迁安的城市管理者毅然决定，举全市之力，投资22亿元综合治理与开发滦河。
滦河重新焕发出母性的柔美，迁安也因此散发了无穷魅力。因滦河的润泽，迁安城区夏季气温平均下降了2℃，空气湿度增加了20%，沙尘暴得到有效遏制。
目前，迁安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超过50%，“城水相映，山水相映，林水相依，碧水灵动”的城市景观和“城在林中造，水在城中绕”的城市风貌已经形成。
常熟
环保与发展并举
GDP崇拜之下的经济发展冲动，曾经让曲径通幽、山环水绕的常熟面目全非。
有常熟“肺叶”之称的虞山，被疯狂建起的商业店面、工厂企业逐渐蚕食。虞山脚下的“常熟之肾”———尚湖，被围湖造田和围网养殖后，只剩下零星水泽。“肺肾”之伤，不仅是生态之伤，常熟的气候从此变得越来越恶劣。
要经济利益还是要生态环境？争议中，常熟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大力实施环境改造。
生态修复还原了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常熟，常熟的城市竞争力获得了大幅提升。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常熟去年跃升至与江阴并列的第一位。近5年来，优美的环境让外资企业竞相入驻常熟，总投资超1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15家。
三亚
从传统模式走向生态经济
从中国南海边的小渔村发展到如今的热带滨海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也曾经给三亚带来了加速度效应。
但是，进入21世纪，这种经济模式并没有给三亚带来突飞猛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还徘徊不前。
转变观念，使三亚放弃了把工业文明作为城市振兴的传统路径，引入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了一系列让世界震惊的举动：炸水泥厂、炸烂尾楼……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从环境的破坏者变成了保护者。
如今，三亚的空气质量排名全球第二。2007年，三亚吸引了世界各地500余万人次来此旅游度假，三亚的国内生产总值130亿元，其中旅游收入达到80亿元。
巩义
“壮士断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蓝天下的巩义新城。
巩义在中原非常有名，它的经济实力连续15年在河南省排名第一，是中西部地区惟一一个连续九届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的县级市。
但巩义的经济发展曾一度走进“死胡同”。改革开放初期，巩义的“五小企业”遍地开花，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庭院企业格局。但乡镇企业机制弱化、管理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低等问题暴露出来，巩义经济因此受到重创。
巩义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始了“脱胎换骨”。
关掉小水泥厂，继而关掉一批科技含量不高的资源能耗型企业，与中科院签订合作协议，让经济发展走上可持续之路。与此同时，巩义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杜甫故里、河洛摇篮、北宋福地、豫商家园”的旅游品牌形象已逐渐深入人心。
杨凌
闯出中国农业发展新路
独具魅力的杨凌田园山庄。
杨凌，聚集了5000多名农业科技人员，被称为中国的农科城。可是，杨凌的10所农林院校和科研单位，分属教育部、农业部、水利部、中科院、陕西省等5个“婆婆”管。
改革，首先从教育和科研体制开刀。杨凌地区的10所科研院校和科研单位，合并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大学，进行资源的整合，开展“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探索。
随后，杨凌开始创新，“在政府推动下，以农林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同时把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
杨凌，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寻找到一条新的路径。
■重庆联动
科技创新 推动重庆可持续发展
重庆要成为西部的增长极，建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无一不需要科技的强有力支撑。如何发挥科技引擎作用，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记者走访了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委主任周旭。
科技创新，发展引擎
作为中西部惟一的直辖市，重庆既有与东部发展水平相当的“一圈”，也有与中西部发展类似的“两翼”。周旭认为，重庆可持续发展具有典型的全国标本效应。
探寻重庆可持续发展道路与模式，涉及工业、农业和农村、环保、城市发展等许多领域，均需要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主要表现在软硬两个方面。”周旭说，一是软支撑，就是运用科学的理念，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制度、决策、方法等提供咨询或设计；以及通过科学的方法，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性思维和活动，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市区政府的科技顾问团就是软支撑的重要载体形式。二是硬支撑，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区域支柱产业、生态环境、交通农业、人口卫生等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各类巨大技术需求。
开放合作，锻造引擎能力
近年来重庆科技创新进步很大，但以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引擎能力还存在不足。
“科技开放度不够是科技引擎能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周旭举例说，对全市３１４１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创新调查显示，委托外单位开展了研发活动的仅有８％，从外部获取技术的仅有１５．４％，去年全市科技活动经费来自于国外的比例仅为３．３％。
“要像招商引资那样推进科技开放，吸引全球科技资源为我所用”。周旭认为，要把扩大开放贯穿于科技创新的全过程，推动项目、资金、人才、基地的开放合作，积极吸引国内外的大型研发机构、高精尖创新人才和大型风险资本进入重庆。近期将组织１００家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重庆行”、召开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加快国家级联合研究中心建设等系列活动。
同时，积极推进重庆研发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进入海外市场寻求技术资源，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科技引领，破解发展失衡
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现状依然存在，如何通过科技引领来破解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鼓励和推动科技要素进入‘两翼’，引领和支撑40个区县的大开放、大发展。”周旭说，以此提升医疗卫生、生态环保、能源交通和农业等“民生科技”水平，打破地域界线，建立区域性科技创新体系，结合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外招商水平，建立共性技术支撑平台。
同时，要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科技创新，以开放的制度设计，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激情，从根本上改变重庆只有不到半数的企业有创新活动的局面，让区域各个层面、各个机构与组织都积极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之中。
重庆日报2008年8月6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