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共富的战略考虑与路径选择
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通过的《决定》，全面贯彻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是一份指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走民生路、念共富经的重要文件。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领会《决定》的精神，与大家作三方面的交流。
一、深刻领会《决定》包涵的重大思想
全委会开得很成功。薄熙来书记代表市委常委会作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党的事业发展、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的新观点、新要求；《决定》提出的 “共富十二条”，4000多字，一目了然，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会议形成了抓发展、缩差距、促共富的广泛共识，激发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创造性。学习领会《决定》，务必吃透弄懂《决定》蕴涵的重大意义、理论逻辑和改革创新思维。
（一）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对此，薄熙来书记作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阐释。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使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观90年的建党历程，我们党始终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踏上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康庄大道，正昂首阔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
二是“314”总体部署的题中之义。胡锦涛总书记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要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若遵循沿海地区过去30多年的常规路径努力去干，重庆经济保持15%左右的增速，到2015年建成“增长极”和“经济中心”，是能够做到的。但是，“314”总体部署的要求不只在于建成“增长极”、“经济中心”，还在于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重庆有别于京、津、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搞好城乡统筹。要在建设增长极、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同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决不能出现城市很发达、农村很落后的局面。同时，全面小康必须表现为三个差距的缩小，是人人都享有较好生活的均衡小康，而不是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被平均出来的小康。从这个意义上讲，“314”总体部署的定向导航，包含着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通过对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而不能是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十分紧张的局面。其次，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长期靠出口拉动，会导致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贸易摩擦；长期靠投资拉动，发展方式难免粗放，高投资率毕竟难以持续。必须转向为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再有，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合理。一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做得不够好，以至于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同时，基尼系数之高也成了全球第二。衡量是否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标志在于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城乡、区域、贫富差距不再扩大，并且逐步缩小到合理区间。
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纵观历史发展进程，贫富差距历来是民心所向的风向标。按照国际标准，当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容忍底线，比如基尼系数超过0.5，整个社会就十分脆弱，一个小概率事件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社会动荡。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8左右，重庆的基尼系数也达到0.438，务必高度重视。我们只有合理调整利益格局，着力解决好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二）《决定》富含经济学原理。 “共富十二条”的确定，不是拍脑袋、想当然作出的。我们既考虑了实践的需要，做到条条指向明确、目标措施过硬；又以丰富的经济学原理为支撑，力求解答一些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通俗地讲，就是做“蛋糕”决定着分“蛋糕”，分“蛋糕”反作用于做“蛋糕”。然而，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纠结于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轻孰重。
《决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反对平均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相统一。这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蛋糕”做不大，何谈分得好？我们必须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加快做大“蛋糕”，加快做大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为分好“蛋糕”打牢基础。另一方面，“蛋糕”分不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对立情绪越积越多，人们一旦丧失对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蛋糕”最终也难以做大。事实上，经济快速发展并不必然产生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决不能坐等“蛋糕”做大后，再考虑如何分好“蛋糕”，“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这些年，我们保持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及基层，全面落实“民生十条”，不仅解决了大量突出的民生问题，而且激活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全市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三，今年上半年增长16.5%、居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五年翻了两番多，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3%、13.1%。这一连串的数据雄辩地证明，发展与共富是能够有机统一的，是可以良性互动的。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灵活运用，有三种情况：
（1）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有效激活城乡资源要素，确保市场“这只手”真正延伸到农村去，让广大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好处。通过“地票”交易、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措施，就可促成农民财富爆发式增长。
（2）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比如住房问题，若完全由政府保障，会造成房源不足，老百姓拥挤不堪；若完全由市场配置，又导致房价飞涨，产生了大量“房奴”或“蜗居”。建立政府保障与市场配置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就成了必然选择。
（3）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需要政府这只“手”弥补到位。比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就需要政府“出手”。
三是公有制经济理论。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讲，这种制度可以防范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讲：“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些年，重庆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助推 “五个重庆” 建设、“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区县园区发展等方面功勋卓著。同时，通过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财力支持。截止去年底，市属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已达到15%。《决定》提出，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今后5年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就是对小平同志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充分运用。
相应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症结在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而资本获利太多。《决定》明确实行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高管薪酬“三挂钩”，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加强税收调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四是基尼系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提出了这个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这一指标在0与1之间，但并非越低越好。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基尼系数低于0.2，分配绝对平均，但那时候是“一大二公”、“一穷二白”。这种效率低下、共同贫穷的局面，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0.2—0.3，则社会发展均衡有余、效率不足，但比绝对平均好。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基尼系数就在这个范围。0.4—0.5，做“蛋糕”的能力很强，但分配不公，这是当前我们所在的区间。超过0.5，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社会不稳定，各种矛盾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0.3—0.4，是全球公认的合理区间，既能通过高效率做大“蛋糕”，又体现分好“蛋糕”的公平性。在0.3—0.4这个区间，0.35最为理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人说，走共同富裕道路，反对两极分化，就是搞平均主义。殊不知，基尼系数变动过程中本身就考虑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有个过渡阶段，绝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走两个极端。
我们提出到2015年，全市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8下降到0.35，下降0.088，难度的确非常大。学术界测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有多种，较为科学实用的是按收入法测算，主要涉及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两个板块内部的基尼系数等因子。对这些因子的运用，各区县要视具体情况分析。比如渝西几个县和主城近郊区县，城市显然没有主城区那么富，而农村的状况肯定比“两翼”的好。目前，这些区县的城乡差距可能低于2.5：1，基尼系数一般也在0.3左右，但不要因为差距比全市低而沾沾自喜，也不可搞一刀切，以市里的标准作为自己区县的衡量标准。如果照搬市里提出的这些目标，就意味着差距不仅没缩小，反而拉大了。“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各区县一定要实事求是，目标分解务求科学合理。
五是“刘易斯拐点”。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表明，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减少到10%时，务农收入将超过务工收入，就会产生“刘易斯拐点”。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原有城市人口自我的生活改善和结构调整，而是大量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一个地区农民收入若80%以上靠务农，其人均劳动力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若60%务农，4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有2000元左右；若40%务农，60%靠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3000元左右；若 20%—30%务农，70%—8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就可能超过5000元。总之，务农收入不如务工收入，这些年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这种情况不是永恒的，当“刘易斯拐点”到来时，农民在农村中的务农收入会超过务工收入。我认为，中国国情特殊，务农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比例减少到25%左右时，“刘易斯拐点”就会到来。
这些年，重庆一直以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作为发展战略，努力减少农民务农，使其更多地进城务工。从去年起，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就是为了抓住“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机遇，加快发展富民的步伐。
六是供应学派理论。这种“供应”是企业供应、就业供应，而不是产品供应，本质是提供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其内在逻辑是：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和税费优惠方式，扶持工商企业繁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减少失业者，由此政府用于失业人群的公共保障费用就会减少，进而各种税负需求也进一步降低，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就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运用了供应学派理论，造就了一时繁荣。随着形势好转，这些国家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加重税负，企业生产成本很高。同时，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工商产业等实体经济内难有资金循环，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导致产业大量转移到亚洲、南美等一些新兴国家，转出地则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从这个角度讲，《决定》提出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通、低物业等“五低”成本发展环境，运用财政补助，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就是对供应学派理论的借鉴和运用。
总体上，《决定》中的“十二条”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市场经济学原理，有章有法，绝不是凭着良好愿望闷头蛮干。
（三）落实好《决定》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共富十二条”目标明确，表述简约，是不是仅靠“5+2”、“白+黑”，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就可完成任务呢？不能！必须动脑筋，“实干+巧干”才行。“十二条”涉及的基本面非常大，每条覆盖的群众少则几百万人，多则上千万人，每条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少则几百亿元，多则上千亿元。
从涉及的人口数量看，《决定》第一条讲了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到2015年全市就业岗位共计900万个。5年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可带动150万人就业；新增80万个体户，每一个体户带动一两人就业，就是100多万人。《决定》第四条讲了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每个农民新村集聚500户左右，涉及100多万户。《决定》第八条讲了规划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可解决200万人的住房保障问题。
从涉及的资金量看，《决定》第一条讲的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按人均收入2万元算，再加上养老、医保等，总收入就有上千亿元。新增30万个大中小微企业、80万个个体户，新增的收入量有上千亿元。《决定》第二条讲的户籍制度改革，大体上一个农民转户进城涉及的15年左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费用需要10万元，到今年底完成300万人转户，需要成本3000多亿元；到2015年完成500万人转户，总成本就有5000多亿元。《决定》第四条讲的地票交易，每年6—7万亩，每亩价值20万元，就是上百亿元，5年总计700多亿元；若每亩交易价格增至25万元、30万元，5年就会上千亿元。《决定》第五条和第六条讲的扶贫帮困，照顾好130万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一年要花十几亿元，5年也是近百亿元。《决定》第七条讲的国资经营收益30%上缴财政，现在国有企业利润每年大约500亿元，每年上缴150亿元，5年即便不增长，总计也有750亿元；如保持20%—30%的增长，上缴就会超过千亿元。《决定》第八条讲的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投入也是上千亿元。初步匡算，“共富十二条” 直接涉及的资金量1.1万亿元。
对于这笔巨量资金，从来源上看，5000多亿元是政府支出，另外5000多亿元由政府作制度安排，企业和社会单位埋单。从投向上看，大约5500亿元进入农村，惠及1500多万农民；5000多亿元进入城市，为城镇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所得。
投入规模如此之大，覆盖范围如此之广，绝不是一个个小打小闹的改革措施，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枢纽性工程”，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改造。因此，我们不仅要把总体框架、逻辑线条理解到位，还要把每条战略举措操作到位，绝不能留空白。比如，《决定》提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1000亿元，目前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还不完善，全市大约只有100亿元。在同等情况下，有的区县只完成500万元，有的却有5亿元，相差百倍之多！再如发展股份合作社2000个，现在全市有500多个，但分布很不均衡，有的区县多达200个，有的区县一个也没有。
干事凡爱动脑筋的，效果肯定比较精彩。仅仅凭勇气和决心，凭蛮干，甚至瞎干，是不行的。把“共富十二条”落到实处，需要大胆探索，创意而为，抓到关键处、干到点子上，才能开花结果，产生巨大的效应。
